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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昔日真理報2018年 真理報文章2018 年 2 月【福音與中華】《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22)》

【福音與中華】《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22)》

 

編者按:從《新疆基督教史——兼地區簡史》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基督教由西向東﹐最終傳播到東亞的 "足跡"﹐是對 "中國基督教史" 非常寶貴的補充。作者以嚴謹的史學論述方式附有大量詳細腳註﹐由於篇幅所限在此不得不予省略﹐需要作深度研究的讀者可去原文網址查核: 中國基督教理學協會(www.ccta2009.org/2012/08/blog-post.html)。

本章小結:回顧歷史

新疆地區的民族歷史錯綜復雜,宗教和政治歷史也是如此。為了更清晰地研究新疆及其歷史,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進行回顧總結,來解讀當代新疆的重要特徵。

1、突厥化的新疆

公元前 2 世紀,作為印歐民族的月氏人,在突厥匈奴人的打擊下,從中國甘肅境內向西逃亡後,隨著突厥遊牧民族的跟進入侵,新疆北部開始了突厥化進程。到了 9 世紀,新疆南部才被西遷的回鶻人開始突厥化,原有的高加索印歐—伊朗—希臘文化逐漸消失。

整個新疆甚至中亞的突厥化,主要是因為蒙古草原上突厥民族的西遷而導致。這些西遷往往並不是有意識的資源掠奪和文化殖民,而是出於蒙古草原上遊牧民族的征服和擴張的慾望。作為戰敗的高加索—印歐民族就開始向西部逃亡﹐這些逃亡的軍事行動也令古印歐的文明,從今天中國的內陸西部邊緣,一直撤退到中亞,直至完全消失。

新疆南部的突厥化進程比北部大約晚了 1000 年,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塔里木盆地印歐定居民族的強大,而是有五個客觀因素。

一、橫亙新疆東西的天山山脈和西部的帕米爾高原,成為阻擋突厥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

二、作為文明發達的中國古代漢族定居民族,為了保護絲綢之路的商貿通暢,對企圖南下的突厥民族進行了持久而強大的抗擊,這一過程從漢朝一直貫穿到唐朝,持續約  9 個世紀。

三、中國唐朝在征服塔里木盆地的綠洲過程中,重創了印歐民族。[388] 這些印歐民族還沒有來得及恢復,西遷的回鶻人就侵入並佔領了這裡。

四、之後,由於野蠻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將西夏王國這個印歐文明在新疆—甘肅地區的最後堡壘攻克,從而加速了新疆南部的突厥化進程。

五、最後,在伊斯蘭教勢力的擴張下,新疆南部的突厥化進程才得以徹底的進行。

從新疆—蒙古地區的歷史就可以看出,不僅是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不斷在亞歐草原上進行,導致民族消亡或大遷徙﹔在定居民族發明火器之前,野蠻的遊牧民族靠著快馬利箭,也常常擊敗高度文明的農耕定居民族。這一主題不僅在亞州的歷史中反複上演,即使是在歐洲,輝煌的古羅馬被北下的野蠻遊牧民族徹底戰勝,也說明了這一規律。新疆地區的高加索—印歐民族,本身是強悍的遊牧民族,但是在成為定居民族的過程中失去了驃悍和野蠻,尤其是在接受佛教文明之後,在吃齋和念經聲中變得越發溫柔和軟弱。

而作為漢族中國,與北方草原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並沒有停止,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個王朝——滿清的康熙—乾隆年間,才以火器的優勢徹底擊敗遊牧民族。漢民族與漠北草原民族的爭戰,是人類歷史中定居民族與遊牧民族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縮影,最終以定居民族徹底獲勝而劃上句號。

2、伊斯蘭化的新疆

在新疆地區的歷史中,盡管多種宗教傳播到這個地區,尤其是佛教,曾經在南疆地區根深葉茂,但最終伊斯蘭教成為主導宗教。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首先,伊斯蘭教是政教合一的宗教。這一點似乎並不能夠說明其成功的原因。因為佛教、火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喇嘛教在這個地區都是政教合一的,並且景教還曾經有強大的蒙古帝國政權的鼓勵性支持。

其次,伊斯蘭教是一神論教,這也不是強有力的論據。因為摩尼教和景教同樣也是一神論教。

再者,認為伊斯蘭教迎合當地的文化,這也是牽強。因為佛教在新疆有約 1000 年的歷史,並且佛教徒在最後的時代還曾經與伊斯蘭教徒爭戰 100 多年。

此外,伊斯蘭教用武力強迫人們接受伊斯蘭教,這樣的手段能盡快將舊的宗教連根拔起。喀喇汗國和東察合台汗國的兩次武力推行伊斯蘭教,將新疆地區全面伊斯蘭化。這似乎是伊斯蘭教在新疆和世界歷史中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新疆歷史中,用武力推行宗教的並不只有伊斯蘭教,其它一些宗教也採用過,只是時間短暫,同時,也沒有伊斯蘭教的武力宣教那樣徹底、堅決和全面。

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伊斯蘭教雖然用政教合一的方式統治,但推行的是一種貫穿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宗教文化體系和信仰意識形態,而不僅是政治理念,並且這種宗教文化理念是採用嚴格的、個人可以操作的宗教規則和儀式進行推廣——主要是通過暴力強制的手段,迅速建立新的集體信仰體系。也就是說,伊斯蘭教是律法式的宗教,其核心不是理論和信仰生命,也不僅僅是利益性的吸引,而是通過法律式的規章制度和宗教儀式,落實成為每個信徒的具體責任。這種宗教一旦被強迫普及,就在人群中形成相互制約的作用,因為這是一種法律式的生活方式,並且將個人、社會和政治的倫理道德也進行了法律一體化。這一點,與古老的猶太教和藏傳喇嘛佛教相似。

因此,這種宗教是堅固的。盡管歷史中許多伴隨著政治制度而推廣的宗教和思想,隨著政治制度的崩潰而煙消雲散了,但伊斯蘭教並不是這樣。在家庭范圍內的宗教責任義務實踐的強迫措施,已經令伊斯蘭教成為信奉者的個人法律和民族主義精神。這也與中國傳統的儒教相似。

根據上述幾個方面可以知道,伊斯蘭教在新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採用了政教合一、武力強迫、個人和社會的宗教生活通過法律一體化,這三種主要方式的全面綜合策略,而其它的宗教只是採用其中的一種或兩種方式。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因素是,通過改變語言的名稱和術語,修訂既有的民族身份,將伊斯蘭教信仰定位成民族的新身份核心。在前面敘述過,蒙古人察合台汗國對新疆的全面伊斯蘭教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幾種方式之外,蒙古人還行政推廣察合台語——改用阿拉伯字母體系的古維吾爾語,並停止使用維吾爾這個名稱,而將其統稱為突厥人,這種文化變革,促使"穆斯林"成為統一的民族新身份,從語言上代替並進一步消除了既定的民族身份意識,實現了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的合二為一。的確,除了宗教之外,民族身份意識是最難消除的。而作為新疆伊斯蘭教化的另外一半貢獻者(前半場的推行者)——作為喀喇汗國的維吾爾族統治者自己,在先行伊斯蘭教化之後,也主動放棄維吾爾的名稱,籠統稱自己為突厥人。其中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那部分西回鶻人,由於與土著印歐人較高程度的混血,成為後來的烏茲別克人。

生活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新疆著名維吾爾族詩人——吐魯番的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精通多種語言,是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發現了自己民族本來的名稱和歷史來源,並成功推動了民族身份的名稱復原。在他的詩歌裡,筆名 "維吾爾",主要表達了強烈的民族身份復原意識,以及推翻漢族統治,實現民族自由獨立的政治抱負,並沒有明顯的穆斯林身份意識,因此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民族復原主義者。當然,民族身份與宗教身份之間的關系是微妙和深刻的,當事者不容易清楚區分。例如,他的詩歌裡有明顯的鼓吹暴力流血的維吾爾穆斯林文化痕跡。

阿卜杜克哈里克先生,筆名 "維吾爾"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曾經於 1914 年 2 月,派一些人進入新疆,進行 "泛伊斯蘭主義" 和 "泛突厥主義"("雙泛")思想為指導的宗教政治活動,1924 年被新疆都督楊增新全面禁止。[389] 但是,這種思想的影響卻遺留下來,特別是自 1930 年代阿卜杜克哈里克被盛世才漢族政府殺害後(1933年),維吾爾人開始自稱 "東土耳其人"。然而,這個民族新名稱的意義何在呢?首先,至少是說明了曾經仰慕並模仿高昌維吾爾族文明而建立的現代土耳其文明,反過來又成為現代維吾爾族仰慕和模仿的對象。其次,"雙泛" 的思想,無疑是與土耳其國父的立國意識形態和詩人阿卜杜克哈里克的民族復原精神,背道而馳的,因此嚴重干擾了維吾爾族人尋求希望、真理和自由的精神文化視野。

 


 

[388]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03页。

[389]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67,169-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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