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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

 

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
-- 無形化教會社區通過基督教倫理在中國促進公民身份-權利和政教關系的發展
作者:單傳航(Mark Shan)

編者按:作者是一位來自中國新疆伊犁市的家庭教會背景的基督徒,目前作為神學博士生在波士頓 Gordon-Conwell 和 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 的聯合項目中就讀,正在寫論文。此文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基督教對促進中國大陸公民身份-權利和政教關系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及可能的前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限於篇幅,這裡隻刊出文章概要,有興趣閱讀全文者可去這裡:

http://www.ccta2009.org/2013/01/blog-post.html

摘要:

基督教對當前中國公民身份-權利的促進,主要是基於無形化的教會社區,通過以"公義和愛為核心的基督教倫理"為基礎的教區文化,教會和基督徒堅守信仰意識形態及其實踐原則,不停止聚會,推廣法律維權模式,影響教會與社會。這種模式推動了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並催生了新型的政教關系。總之,作為從西方借貸來的制度文化資本——憲政公民社會和政教關系模型,正在中國通過基督教新文化運動而良性本地化,並將避免當代西方公民社會模型中倫理體系的缺失。

綜合本文可知,基督教無形社區的擴大(社區宏觀層面)、教會法律維權運動的發展,以及基督徒成為中國人主要是漢族的新文化身份(個人微觀層面),教會和基督徒對基督教倫理的持守,正在促進源於西方的公民社會模型在中國的結構性發展。這正符合現代西方公民身份-權利的歷史性原理模式——即通過17-18世紀英國產業工人基於教區及其文化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而形成的。而且,基督教在中國的無形化教區基於倫理並通過法制向政府爭取公民信仰權利的過程中,教區倫理文化就衍生出教區政治文化,並影響形成新型的政教關系,包括政治與宗教—政府與教會的雙重關系。

中國公民社會的模型,是20世紀初期就開始不斷從西方社會中借貸而來的社會文化資本,但至今仍未真正實現運作。1979 年經濟開放之后,美國的民主制度成為中國人向往的模式。1989 年朝這個方向的努力失敗后,美國的公民權利社會模型又成為中國人的新理想。人們注意到,美國清教徒建國者們在《獨立宣言》中所定義的公民的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三大權利,是基於 "上帝創造人們成為平等" 這樣的宗教信仰意識形態。而美國在 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作為基督教牧師的身份和大量引用基督教倫理的作法,也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也就是說,中國人開始意識到,美國公民社會背后的基督教倫理精神,是中國公民社會理論和實踐中所缺乏的。

如今,中國基督教無形化社區的快速發展和壯大,已經提供了推動公民社會發展的基督教倫理板塊。所以,以爭取公民宗教信仰權利為出發點的教會法律維權運動,通過無形化教區,與 "偽憲政法制" 和 "基督教倫理為核心的教區文化" 一起,推動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實質性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基督教倫理賦予中國基督教精英團體嶄新的視角,來理解並實踐公民權利,並因此能夠站在足夠的高度,對國家侵犯公民的權利進行批評,從而形成朴素的教區政治文化。但是,這又觸及到另外一個必須解決的神學和政治哲學問題: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需要怎樣的政教關系 -- 即政治和宗教的關系(包括政府和教會的關系)。

羅馬-希臘文化為框架的世俗化,導致倫理與道德的割裂,造成了 "道德思維模式" 的困境,這不僅是西方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中國 1910 年代的世俗理性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和始於 1920 年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其實都是同時期西方反基督教的世俗文化對中國的社會文化資本輸入。由於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社區一直扮演社會精英群體和社會良知的角色,就將這些以理性和科學面具出現的實質上是英美化的羅馬文明及其道德觀以極大的熱情接受過來,並逐漸代替了傳統的以孔孟倫理為中心的文明。然而,由於馬克思-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 "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最終勝利,導致傳統孔孟倫理體系在社會文化中崩潰,並體制性地缺乏新的倫理產生,再加上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賦予人們更多的道德自由,就導致整個社會道德的脆弱,並在錢、色、權文化的挑戰面前迅速瓦解。在過去約 100 年裡,中國的知識分子社區作為社會的良知,是以華人傳統的孔孟倫理和西方的部分世俗道德為中心的﹔而基督教無形社區作為社會的新良知,是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基督教倫理為中心的。如今,后者正在取代前者,為社會注入新鮮的倫理血液——這是中國正在進行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特征。當然, 目前還處於初級階段。

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是因為教會的失職,准確地說,是牧者、神學家和基督徒精英的失敗。教會和基督徒要在任何情況下堅守基督教倫理道德文化,而不是盲從或屈從某個家族、社會團體、民族、政府、國家、時代和地方的政治路線和倫理道德文化。正如羅馬帝國的早期教會、二戰德國納粹時期的牧師馬丁•尼亞穆勒和神學家迪特裡奇•邦何華、1950 年代中國的家庭教會及其領袖們——寧可犧牲,也不願妥協原則。例如,教會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應當旗幟鮮明地反對強制計劃生育政策,並堅決呼吁進行抵制和廢除。

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公民社會進程中,公民獲得宗教權利要先於政治權利。作為公民身份的最后一項權利——政治權利獲得之后,就發展成為民主社會。因此,宗教權利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在所有的宗教權利中,基督教的宗教權利又是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作為基督教文化環境中的韓國,其憲政民主及其資本主義制度模式的運行效率,要優於東南亞其它非基督教文明國家的憲政模式。韓國模式可以借鑒,但是要注意,韓國模式受到當代美國模式的影響,將來也許會遇到類似的問題。此外,韓國的傳統文化和思維模式,對基督教文化環境產生了牽制性的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基於基督教倫理的公民社會和政教模式在未來中國得到了實現和運行,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模式對民眾的殘留影響,也需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才能達到成熟狀態,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民主社會才是安全的、健康的、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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